其次，对于人权保护而言，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是更高层次的权利（leges superiores），但它们同样是不完善的权利 (leges imperfectae), 所以，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往往要依赖于法律的发展。
第三，对于台湾地区有关宪法文本的表述仅仅具有文本价值和学理意义，绝不推出本文作者主张其在法域的完全独立性以及主权上的任何正当性。在《决定》中，至少有五处分别对于文化立法、文化法制建设、网络法制、法律环境等给予了重点强调。
文化安全的实质是国家、民族的文化主权的安定性。甚至在宪法学基本理论的关键构成——基本权利理论上，学者许育典教授坦承：延续着德国学界对于基本权利各种功能的争议。为此，追溯文化基本权利的宪法意蕴、文化法律调整的宪法基础，才是促进文化权利规范得以实现的本原，而这需要比较法学视域中分析鉴别和引介吸取有关国家和地区的理论资源。在立法结构及其内容上，第一，将文化立法与民生立法、社会立法有机结合起来，积极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保障的立法，在已有《文物保护法》、《著作权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等的基础上，诸如《图书馆法》、《文化馆法》、《博物馆法》、《国家文化发展基金管理条例》等就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供给与运行方面的立法项目需要抓紧开展立法调研等工作，切实加快其立法进程。其中宪法解释立场中对于多样性和一致性何者更为基准的标定和选择尤其重要。
尽管可能这种归纳在精细的宪法权利分析中不具有严整性，但是，在揭示具有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共同属性的国家、社会与族群、个体之间的一类宪法关系，并由此分析具体的宪法法律问题上，也是有着其必要性和可行性的。这无疑是有着积极意义的，但与此同时，如果就此冷静思索，梳理追溯，就会发现，法学界关于文化与法律的关系，除去在一般理论层面围绕法律文化进行了若干年断断续续的归纳描述或者理想构设之外，相对坚实地提出文化权利与文化治理的宪法和法律的学说或理论则是非常匮乏的。参见甘阳：《政治哲人斯特劳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版。
这恰恰构成了从肖扬法院到王胜俊法院转型的内在政治逻辑。[2]按照这个宪政标准，体现其他价值的宪政可能就不是宪政，甚至乃是反宪政（anti-constitutionalism）。比如美国法治最基本的价值规范就是公平，而德国法治最基本的价值乃是人的尊严。参见巴克尔：中国的宪政、‘三个代表和法治，载吕增奎（主编），见前注[10]。
而在伊斯兰世界，法治最基本的价值规范无疑与伊斯兰教的信仰有关。……这些对中国及其宪政发展进行分析的路径所揭示的，与其说是关于中国本身的情况，不如说是这些批判者的文化视角。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也批判了类似的宗派，以及由此产生的宗派主义。随着江泽民时代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中国共产党也从革命党转向了执政党，这就意味着党与国家机器的高度融合，党成为国家机器运作中的关键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一个先锋队政党，而且在很长时间里是革命党。其二就是以伊朗1979年宪法为代表的神权宪政（theologicalconstitutionalism）。
[46]LarryCataBacker，见前注[32],p.103。然而，这恰恰是诸多中国法治的批评者所不能接受的地方。[48]在巴克尔看来，党提出的政治理念，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乃至于科学发展观，实际上都为法治提供了规范性基础，从而构成实质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9·11事件影响了西方学术走向，西方的问题不在于市民社会如何对抗国家的问题，而是在一个世俗化的时代如何认真对待宗教的问题，全球范围内的宗教复兴运动开始被关注。
领导干部一旦进人国家机器之后，就拥有了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合法权力。由此，国家乃是暴政和不义的象征，它不仅维持着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而且少数人基于不义（比如剥削）而积累了针对多数人的优势，国家非但没有矫正这种不义，反而用暴力维持了这种不义，并试图将这些不义合法化（整个资产阶级法权制度），这无疑强化了这种不义，促进了这种阶级的不平等。
我们身处其中，却日用而不察。如果说党和国家制度的分离体现在八二宪法中，那么邓小平在1980年所作的关于党和国家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实际上就是八二宪法的政治序言。
[16]LarryCardBacker,God（s）OverConstitutions：InternationalandReligiousTransnationalConsti-tutionalisminthe21stCentury,27MississippiCollegeLawReview,11（2008）;LarryCatdBacker，见前注[1]。这两个超级结构高于国家机器，尽管国家机器负责直接治理人民，但国家机器的权力又要服从于更高的政制权威，在伊朗就是‘护宪委员会（GuardianCounsel），一种政治上建立起来的宗教团体，而在中国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局。人不是天使，因此人类制度的优劣是相对的，不同的工具解决不同的问题，根本就没有万能的灵丹妙药。然而，西方学术界倡导以社会对抗国家，却没有料到全球化背景下本·拉登这样的社会力量以最极端的方式来对抗全球化国家机器。[10]关于外国学者对中国的国家一政党体制的讨论，参见吕增奎（编）：《执政的转型：海外学者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这也迫使西方学术界开始重新认真对待中国，中国模式的讨论也在西方学术界孕育而生。
事实上，我们今天对中国的认识往往要借助于西方的研究，正如海外汉学对中国的研究每每让我们对自己的国度和文明产生陌生感一样，巴克尔对当下国家一政党体制的研究相信也会给我们带来思考上的刺激。国家机器的这种分裂非常重要，因为它表明很难建立这样的机构建制（institutions），它既能够促进与其他国家交流，同时又能够成为国家的社会政治秩序的实质性基础。
由此，国家与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就成为后冷战以来西方学术界主导性的理论范式，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civilsociety）成为对抗、瓦解国家的理论工具。[16]本文不准备全面评述巴克尔对宪政的独特看法，也不打算讨论中国宪政体制究竟属于哪一种宪政模式，而是初步介绍巴克尔教授关于中国宪政模式的论述，以期引发对中国宪政模式的讨论，深化对中国宪政问题的研究。
巴克尔倾向于后一种思路，由此他特别看重三个代表理论，认为这个理论可以被解读为为党和国家的官员创设和施加一种重大的信托责任提供了基础，从而使他们有义务完全为了人民的最大利益而行动。而这些最高权力机构并不位于国家机器中，而是由中国宪法将其赋予中国共产党。
进入 强世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宪政 巴克尔 单一政党宪政国 。尽管巴克尔并没有集中讨论八二宪法之前新中国宪政的奠基和发展，但他敏锐地注意到新中国建立以来在处理党与国家关系上与苏联的根本区别，即新中国始终保持国家机器的尝试性，并强调国家机器作为工具而非机构的特征。最后，中国共产党虽然超越于国家之上，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法治。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前不断的运动和革命，保持了党的先锋队特征，从而成功地避免了苏联面临的先锋党官僚化危机，为改革开放之后法治重建过程中有效地处理党和国家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列宁重申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法律观，即国家绝不是简单的、似乎谁都可以平等加以利用的价值中立的机器（这恰恰是资产阶级法权和资产阶级宪政国家的虚伪性所在）。在国家与党之间，国家机器被一分为二：一半在很大程度上遵循西方的制度化的统治模式，而另一半则符合对政府和政治进行融合的理解。
这种新型的国家一政党宪政模式在权力配置方面具有三个基本特征：其一，由党作出重大的政治决策，由国家和社会来负责具体落实这些决策的执行，这就确立了整个国家和社会相应的执行权力领域中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使得国家与社会必须按照国家宪政体制进行运作，这就强化了宪法在国家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二、国家一政党体制的起源及其发展现代国家建构是经由对传统的革命而确立起来的。
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建立国家之后，就需要利用国家力量来消除阶级对立，从而为实现共产主义积极创造条件。[23]LarryCataBacker，见前注[14],p.127。
若从价值角度来讨论宪政，至少有五种宪政形态：传统国家主义宪政（traditionalnationalistconstitutionalism）、超国家宪政（transnationalconstitutionalism）、自然法宪政（naturallawconstitutionalism）、神权宪政（theocraticconstitutionalism）和理性主义宪政（rationalistconstitutionalism）。【关键词】国家一政党体制。[6]在市民社会与民主化研究领域，后来被广泛引用的学者当数JohnKeane。[37]苏力：《道路通向城市》，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五章。
这就引发了关于中国违宪审查制度的争论。正如美国的宪政体制面临着反多数难题的困扰，对美国最高法院堕落为政治法院的批评不绝于耳，人民宪政的主张也此起彼伏，而神权宪政和国家一政党宪政就不存在这样的困惑。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26]这种政党组织具有某种救赎主义的宗教色彩，但其目标不是单纯的心灵或精神救赎，而是夺取国家机器，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从而最终废除国家和政党本身。
国家的运作需要通过法律规则来进行，而法律规则的恰当运用则需要依赖这套政治价值。在他们看来，中国法治建设的最大障碍就在于党，也因为党超越于宪法之上、党反对三权分立、党妨碍了司法独立、党介入司法改革等，党在中国法治的建设的过程中往往扮演着局外人或者破坏者的角色。
